我要扶住你，大地。我醉了，我是醉了。
我称山为兄弟，水为姐妹，树林是情人。
——海子《醉卧故乡》
很久了，主流世界由三组人组成：追随人格神（比如上帝、佛祖、真主）的人，不奉任何神的人（比如唯物论者），什么都不信的人（虚无主义者）。
很久了，我们渐渐忘了世上还有一种人：他们讴歌自然神，他们是大地的信徒，他们拥有最古老和神秘的品质——“清晨”的品质；其精神气质近乎儿童，目光清澈，性情烂漫，行为富有诗意……
他们被称为某土著或某部落。有时也被唤作少数民族。
因为小，因为弱，因为没有征服的念头，于是被征服了。
甚至像山谷里的歌声一样，永远消逝了。
我不是其中一员，但一想起“神秘、丰富、美好、天真”这些词，即忍不住怀念他们。
我称之为“清晨的人”。那些很少很少的人。
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恳求同胞：把爱的范围“扩大到所有生灵及整个大自然吧”。
有一群人，一出生就这么想，就这么做。
奉大地为父，视万物为兄，他们通晓草木、溪流、虫豸的灵性，俯下身去与之交谈；他们没有人的傲慢，不求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一物种的特权；为生存，他们不得不采猎，但小心翼翼，怀着爱、感恩和歉意；他们坚信大地不属于人，而人属于大地；他们认为鹿、马、鹰、草茎的汁液，和人同出一家。与崇拜某个事物的族群不同，他们爱的是全部，是大自然的全体成员和全部元素。
火一样的肤色和赤裸的胸膛，他们自称“红人”。
历史和外交上，他们被叫作——印第安人。
公元1851年，美国政府欲以15万美元换他们200万英亩领地，为和平，他们妥协了。在华盛顿州的布格海湾，前来签字的一位叫西雅图的酋长，对城市和白人发表了这样的演说：“在我们的记忆里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每一根晶亮的松板，每一片沙滩，每一缕幽林里的气息，每一种引人自省、鸣叫的昆虫，都是神圣的……你我的生活完全不同，印地安人的眼睛一见你们的城市就疼痛。你们没有安静，听不见春天里树叶绽开的声音、昆虫振翅的声音，听不到池塘边青蛙在争论……你们的噪音羞辱我的双耳，这种生活，算活着？……我是印第安人，我不懂。”
我是印第安人，我不懂。
后来，华盛顿州首府取了这位酋长的名字：西雅图。
有个当代故事：一个长年住山里的印第安人，受纽约人邀请，到城里做客。出机场穿越马路时，他突然喊：“你听到蟋蟀声了吗？”纽约人笑，“您大概坐飞机久了，是幻听吧。”走了两步，印第安人又停下：“真的有蟋蟀，我听到了。”纽约人乐不可支：“瞧，那儿正在施工打洞呢，您说的不会是它吧？”印第安人默默走到斑马线外的草地上，翻开了一段枯树干，果真，趴着两只蟋蟀。
城市人的失聪，因为其器官只向某类事物敞开，比如金钱、欲望、键盘、电话、证券、计算器……从而关闭了灵性。印第安人的听力不是“好”，而是正常和清澈，未被污染和干扰的正常，没有积垢和淤塞的清澈。一个印第安人耳朵里常年居住的，都是纯净而纤细的东西，所以只要对方一闪现，他就会收听到。
作为忠告，作为签约的条件，西雅图酋长继续对白人们说——
“记得并教育你们的孩子，河川是我们的兄弟，也是你们的，今后，你们须以手足之情对待它……你们须把地上的野兽当兄弟，我听说，成千上万的野牛横尸草原，是白人从火车中射杀了它们。我们只为求活才去捕猎，若没了野兽，人又算是什么呢？若兽类尽失，人类亦将寂寞而死。发生在野兽身上的，必将回到人类身上……若继续弄脏你的床铺，你必会在自己的污秽中窒息。”
可惜，这些以火车和枪弹自负的工业主义者，并未被插着羽毛的话给吓住。他们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
清晨之人的声音，傍晚之人怎能听得进呢？
犹太作家以萨·辛格说：“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，人人都是纳粹。”
北美大陆的野牛，盛时有四至五亿只，十九世纪中叶有四千万只，随着白人的火车行驶，五十年后，仅剩数百只。
果真，野兽的命运来到了人身上。1874年，印地安人的领地发现了金矿，白人断然撕毁和平协议，带上炸药、地图和酒瓶出发了。很快，野牛的血泊变成了人的血泊。
印第安人的清晨陨落了，剩下的，是星条旗的黄昏和庆祝焰火。
李奥帕德说过：“许多供我们打造出美国的各种野地已经消失了。”
美利坚，基于北美的童年基因而诞生，乃流落欧洲几世纪的自由精神——遇到辽阔大陆和清新野地的结果。而它功成之日，却蹂躏了赋予它容貌、体征、气质和恩泽的母腹。从此，它再也无法复制古希腊的童话，只能以现代名义去铸造一个以理性、逻辑和法律见长——而非以美丽著称的国家。
我常想，印第安人的挽歌，是否人类童年的丧钟？
若世间没有了孩子，还有诗意的未来吗？
叶芝在《偷走的孩子》中唱道——
“走吧，人间的孩子！
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，走向荒野和河流。
这世界哭声太多，你不懂。”
如果能选择，我也想做一个印第安人。
那些很少很少的人。
哪怕清晨开始，清晨死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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